朱元璋为什么想到要搞粮长制

金沙澳门官方网,朱元璋为什么想到要搞粮长制。中国历代基层赋役征收的利弊与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的盲点现代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帝国高度中央集权制最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特别是无法保障个人的产权;这在中国农村尤其突出——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直接有效的控制和统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的一大盲点。
中国的政治行政官职设置制度的变化以的安史之乱作为一个历史分水岭。从秦汉开始至唐朝“安史之乱”之前,中国有政府认可的属于国家行政级别最低的乡村“公务员”,历史上称之为“乡官”,其有两类:大乡的叫“有秩”,一般由郡来委任,管理5
000户人家,负责刑事案件审判和征收赋税,年俸禄为100石;小乡的乡官叫啬夫,一般由县来委任,负责的也是刑事案件审判和征收赋税,年俸禄100石以下。
唐朝前期100户为1里,5里即500户为1乡。1个里设里正1人,1个乡设乡长1人。里正、乡长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刑事案件审判和征收赋税,因此说他们是那时享有俸禄的国家行政级别最低的乡村“公务员”。
总之,从秦汉到隋唐,中国乡一级和乡以下的刑事案件的审判和征收赋税的主管是属于“有秩”“啬夫”或“里正”之类的乡官。这类“乡官”是有官秩和俸给的大一统帝国正规“公务员”。
但从唐末至元末,这类“乡官”的职能逐渐为县衙门的“差役”所替代了,而这些“差役”是衙门里佥派来服徭役的,官府衙门当然不会给他们发薪水了。如此下来“差役”们只有靠自己“创收”了,因而其身份和地位都远赶不上唐朝以前的乡官。承继唐朝后期做法,不单独设立“乡官”,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让地方长官拥有基层官员的任命权,防止他们搞地方割据分裂,于是宋朝就开始采用差役制,后来又改为募役制,最后确立为义田助役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确实得到了加强,而中国基层的“乡官”也随之“消失”了,或言“乡官”已与衙门里的胥役混合不分了。
是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自登台起,蒙古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搞清楚“官”和“吏”的区别,故而他们就一直沿用宋朝乡村管理的做法,以衙役来兼任“乡官”。“乡官”没了,可中国基层的行政管理与财税的催征可得继续呀,于是衙役成了大一统帝国乡村管理的“万能胶”了。自身低贱又没素质加上没有官俸的衙役们乘此机会,大搞“创收”,肥了自己,苦了百姓,社会基层矛盾激化,最终还得由大一统帝国自己来买单——元末农民活不下去了,就只有走上起义的一条路了。
生在元末,长于乡下,对于中国基层乡村衙役的横行不法,不仅亲眼目睹,而且深受其害,但又无可奈何。如今他登上大明君主之位了,拥有绝对的权力,该是对基层管理盲区下手的时候了,这就是朱元璋独创的粮长制,实现“农民治国”的理想。至此,读者朋友可能会好奇了:朱元璋为什么不去恢复唐朝以前的乡官制度或构建其他的制度而“奇思妙想”地创建和推行粮长制?
朱元璋为什么想到要搞粮长制? 从理想出发,消灭役吏为患这颗“毒瘤”
元末明初的朱元璋所直面的中华文化遗产很厚重,但自身武夫出身又没有多少文化涵养,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地接受和很好地加以传承。不过生活于此方土地又悟性甚高的“天生圣人”还是有所感受,甚至有时还有着强烈的反应:在洪武十八年颁行的《大诰》中,朱元璋就曾这样说道:“胡元入主中国(指中原,本书作者注)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昔我中国先圣先贤,国虽运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由官员原籍回避而引发乡官“海选”
虽说在这段最高指示中,草根皇帝很不文雅地将自己提拔的财政部副部长骂做活死人,但他痛恨吏害顽疾的心情却是再明白不过了。其实早在大明开国之初,“天生圣人”就已经意识到吏患了。洪武四年在《蠲两浙秋粮诏》中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除奸蠹,更用善良,革旧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
鉴于地方官吏腐败,当时南京城里的朱元璋和廷臣商议解决方案。廷臣们认为,要遏制地方上吏治的腐败,须继续沿用东汉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规制——地方长官原籍回避,即地方上的长官不能由本地人担任,否则的话,官府衙门就成了这个本地人他家的“自留地”“责任田”。更为可怕的是,他一旦与家族势力相勾结的话,不仅会出现父亲是县令,儿子或外甥是县丞的“家族店铺”,而且还会引发地方割据称霸的潜在危险。由此大明官僚任职制度内设有一条最为根本的底线,即地方长官必须本籍回避!但这样会带来另一个问题,由外地人来到本地当了“一把手”后,这个“一把手”很可能不熟悉本地情形,甚至刚开始时连语言都不通,因此他就很容易受手下办事员、秘书一类统称为胥吏的蒙蔽,吏胥乘机作弊,利用到农村去催缴税粮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为了除去这个社会毒瘤,大家认为:地方治理者只有从广大农村中“海选”出来。因为三个选项中:官不熟悉本地,吏害民又坑国家,剩下的也只有民了。但“海选”起码也得有个要求么?大家认为:他必须是个“良民”,否则的话,不就是赶走了恶狼又迎来一只饿虎;他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政府做事。用朱元璋的话,最终达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的理想目的。
大户管小户,利官又便民
朱元璋设立粮长制用最简洁的一句话来表达,那就要在某个产粮地区由一个缴纳税粮最多的大户来当粮长,让他自掏腰包来负责中、小户税粮的征缴,朱皇帝管它叫“大户管小户”。如此做法有三大优点:
第一,在制度上将衙役胥吏挤出国家税收队伍,根绝了衙役胥吏借着征收税粮机会进行贪污——明明收到了税粮,有的衙役说他没收到,或说还差多少多少。
第二,粮长自掏腰包负责税粮征收缴纳,省去官府层层收缴的劳务费用。
第三,“便于细民”。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怕官和官衙里的人。现在帝国政府就在农家周围设粮长,农家人不必远赴县府,尤其对那些经济实力差的畸零附户特别受用,人们可就近直接向粮长缴纳税粮,细民小户也免得与官府打交道,方便又实惠。
用朱元璋的话来说:“往为有司征收税粮不便,所以复设粮长。教田多的大户管着粮少的小户。想这等大户,肯顾自家田产,必推仁心,利济小民……”
打击并取缔税粮揽纳户,根绝“空手套白狼”的惰民现象
在粮长制实行之前,帝国政府将税粮标准下发下去,原意是让农民自己缴纳税粮,但是中国广大农村里的好多农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他们的家乡。于是官府就派出衙役下乡征缴税粮,可好多农户却不愿意与这些如狼似虎的衙役打交道,即使有人不怕衙役,也不愿意与衙役打交道。衙役们下乡催征税粮一般不会一家一户上门收取,往往在村口或某一地方设个点,然后命令村上人主动前去缴纳。可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劳动力和运粮工具的,譬如李寡妇家有田、有工具,但一个妇道人家干不了;王老五家薄地有几亩,但没有缴粮的运输工具,怎么办?有人打起了主意,专门做这种生意,谁?“税粮揽纳户”或称“揽纳户”。“揽纳户”有两种:一种是只单纯上门为粮户收粮,然后代粮户纳粮给政府,他们往往自己备些运输工具,向粮户收取一定的劳务费和运输费;另一种是,一边为粮户承办代纳税粮,另一边两只眼睛瞄准农村市场,在丰年以低价将粮食买进,等到荒年再高价抛出;或者将粮食倒卖到发生灾荒的地方,赚取高额利润;还有人趁着农户有难放高利贷。
从表面来看,现代人可能觉得上述这两种形式都说得过去,甚至感觉他们还为农村“困难户”解决了难题,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这些税粮揽纳经营者往往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无赖,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种情形是他们上门收了税粮,回头就将税粮全部给倒卖了,根本没交给政府;还有一种情形,有的税粮揽纳户大放高利贷,农户还不上,他们就抢农户家的田产,田产不够,就抢人,于是欺男霸女的事情出现了。
这样的事情从两宋到明初一直存在着,它不仅使得广大农户遭受了沉重剥削,也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对此朱元璋极为“感冒”,下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揽纳税粮者。当时有令:“凡揽纳税粮者,杖六十,著落赴仓纳足,再于犯人名下追罚一半入官。若监临、主守揽纳者,加罪二等。”。情节恶劣者甚至还要被处死,家产被没收。但事实上税粮揽纳户始终没有被根绝。问题主要在于基层税粮征缴环节出现了“真空”,由此洪武皇帝朱元璋决定要搞粮长制,凡是粮长“管辖区”内的征收税粮事务都由粮长负责。这样就可消除了税粮揽纳户,根绝“空手套白狼”的惰民现象。
拉拢一部分乡村大户,巩固大明帝国对农村统治的基础
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初期,有许多文人知识分子、地方经济实力人物、乡村“大户”、故元遗民耆老等,不愿意出来为新政权服务。比如广信府贵溪县有个儒生叫夏伯启,他与叔叔一起故意将各自的左手大拇指给截了,不料给人告官。夏家叔侄随即被逮到了南京,朱元璋亲自审问:“以前天下大乱时,你们在哪里?”夏伯启回答说:“红巾军起义时,我们逃到了福建、江西交界处去避难了。”朱元璋问:“你们一家全去?”夏伯启说:“侍奉着父亲一起逃难。”朱元璋又问:“既然你们是带着老父亲一起逃难的,少不了要爬山越岭什么的,总要用手扶持吗?”夏伯启回答说:“那自然要用手了。”朱元璋又问:“那再以后你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夏伯启说:“我们回了家乡重操旧业。”朱元璋问:“再以后干什么?”夏伯启说:“教教书,维持生计而已。”朱元璋又对夏伯启说:“现在天下太平了,你就不必担心有武力来凌辱你,也不用担心你家中财产被人抢掠,你靠的谁呀?还不是我大明天子。可你倒好,将自己的手指给截了,目的就是不让我使用,这是违背我的教令,真是罪该万死!我要将你斩首示众,抄没你的全家,以此来猛杀狂人愚夫的仿效之风!”
这是朱元璋在《大诰》中自己讲的一段故事,从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秀才想以剁指的形式来逃避大明的征用,谁知最后却被枭首、籍没全家。朱元璋如此严酷地对待不合作的知识分子,其目的就是杀杀当时的那股社会风气。由此也可看出洪武年间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态度了。
◎儒生剁手指,不肯合作,朱元璋想起了理想的“人才库”
连乡村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合作的,胥吏下三滥,根本不能用;马上办教育,开科举,培养人才,又谈何容易,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朱元璋都明白,但大明帝国政权刚刚建立,亟须大批的经世之才,怎么办?他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广阔天地——农村。中国广大的农村真是资源丰富,包括人力资源。元朝长期停开科举制,造成明初尤其在乡村积压了大批的没有“名分”的“隐逸之士”,他们大多出身“耕读之家”,有知识有文化素养,又有基层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这倒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人才库”。朱元璋最终打定主意就在这个“人才库”里寻找。
在粮长制快要建立的前夕,洪武帝朱元璋就与大臣们多次讨论,准备征召“遗逸”和启用“业农而有志于仕,才堪任用者”。从后来朱元璋启用的这些粮长的社会阶层来看,他们是地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属于中等收入以上的乡村地主,因为就当时大明对粮长的经济要求来看,一般平民及其以下的穷苦人是断难以“胜任”的。朱元璋出身贫寒,对豪门富户有着一定的偏见,因而其治国方略就贯彻了十分浓烈的“右贫抑富”之宗旨。不过话得说回来,洪武治政又离不开经济大户的支持,于是在对待农村大户的问题上洪武帝朱元璋表现出极端的两极:对于曾经对抗或有碍于自己的大户,他利用洪武年间的大案要案予以坚决地镇压和打击,还有就是迁徙豪强富民;对于那些愿意合作的大户他还是竭力地加以利用和保护,尤其是对中等以上的地主以笼络为主,把这些原本在大元帝国时代“闲置”了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叫他们充作粮长,由此使得大明帝国在农村地区的统治基础得以巩固。
明初粮长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开设粮长制度,主要实施于浙江、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省。有人认为,明初粮长制并未普行全国,但也有人认为曾经在全国实行过,只不过在其他地区的效果不好,似乎在江南地区有一定的影响。
按照洪武四年九月设立粮长制的朝廷指令规定:凡是纳粮一万石或接近一万石包括数千石的地方划为一区,在这区内由政府指派一个田地最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一区只设一个粮长。这项朝廷规定我们在史料中找到了实例印证,洪武四年年底的《明实录》记载说:那年浙江行省共有民1
487 146户,缴纳税粮933
268石,设立粮长134人。浙江省缴纳税粮93万石,粮长134人,万石粮区设1粮长,看来大致相当。粮长制运行两年后,朝廷发现粮长设1人根本就忙不过来,于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又下令,允许在粮长之下增设知数1人、斗级(也称门斗,是指用容器或衡器来检验米谷及其等级的人)20人,运粮夫1
000人。洪武十年五月开始在粮长之下增设副粮长1人,洪武三十年七月,洪武帝又下令,各地“更置粮长,每区设正副粮长3名,以区内丁粮多者为之,编定次序,轮流应役,周而复始”。
粮长从1名增到3名正副粮长,可见粮长的职责工作之繁重了。那么粮长到底有哪些职责?
按照原本设立粮长制的宗旨,就是要粮长负责好税粮的征收与解运,但粮长的活动经费得由自己解决。因此说,最初的粮长制是一种本着民收民解精神而建立起来的税粮委托、代办制度;换句话来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税收委托代理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粮长的性质应该是私人身份的粮长受政府委托办理公务,因此他又属于半公职人员。
粮长的工作流程
第一步:到南京领取勘合:每年的七月二十日以前,各地的粮长必须要到京师南京的内府户科去领取勘合。所谓勘合,就是一种二联单式的文册,在两联中间的骑缝的地方加盖官府的公章,使用时撕剪下来,双方各执一纸;日后粮长工作完成时就拿了被剪下来的那一联,与户科校“勘”对“合”。
第二步:回乡催办春秋粮:粮长从南京户科领得勘合以后,便回乡催办秋粮。他会将本粮区的任务分派给粮区内的各个里长,里长接着又把本里内的税粮任务分派给里内的各个甲长,甲长又会将本甲内的税粮任务分派到本甲内的各个粮户,这叫催征,这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接着就是“汇解”,什么意思呢?就是各家各户按照指派的任务将税粮汇解到甲长那里;各甲长又将本甲内的税粮汇解到里长那里;各里长又将本里的税粮汇解给粮长,由粮长负责保管;再接下来就是“开始解运”了。开始解运不是让粮长一个人或粮长自费垫付本粮区内所有税粮的运费,而是由各粮户各掏自己的腰包解决运费与人力。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运费包括雇船、雇车的费用及运输路上的费用等,运费不是平摊到户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即各粮户再拿出自己税粮总数30%作为运费。前提是税粮额度不能少,然后公推几人作为“领队”,粮长作为总领队,带了他们一起起运税粮。
第三步:解运税粮:粮长率领解运税粮的目的地有远有近,近的叫“存留”,即存留在本地,供地方政府开支所用;远的叫“起运”,主要是运往本地以外的地方。比如苏州的某粮长,将税粮运到苏州府衙的就叫“留存”;运出苏州,即使运往近在苏州边的上海金山卫,这样的解运也叫“起运”。“起运”又分为两种:运到京师南京的,叫“京运”;拨运到其他府州县或拨运到军队卫所作为大明军粮的,统称为“对拨”。在所有的起运中以“京运”最为重要,粮长必须亲自押送。征缴税粮分为两种:以春秋两季粮食收获米麦来上缴的,叫做“本色”;以金银绸缎或他物来折合米麦之价而上缴的,就叫“折色”。本色上缴仓,折色上缴库。
第四步:通关与注销:各粮长将税粮解运到官府指定的仓库后,各仓库验收和清点税粮,然后粮长拿出从户科领到的“勘合”,各仓库负责人在勘合上填写并盖印,证明其粮数已交足,这叫“通关”。接着粮长拿着“通关”后的“勘合”到南京内府户科去注销,如此下来,粮长的一个周期工作就算完成了。但有的粮长却不能完成,如查出粮长拖欠,勘合不完整,那就要追究他的责任了。(:《大明会典·征收》卷29;《明太祖实录》卷141)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麻烦的是秋粮之解运京仓。因为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是水运,所以朝廷对各地京运相当重视。当时大明帝国的税粮重点地区在江南,即我们平常所说“苏、杭、湖”,苏南的苏州与松江京运相对问题不大,倒是浙江尤其是浙东南地区往南京运粮可不太方便,起初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浙江人在本地雇船,将税粮运到镇江丹阳,再走陆路,用车辆转运到南京,“转输甚艰”;另一条路是先运达太湖流域,然后绕到外江,溯流而上,往西到南京,但一路上多有“风涛之险,覆溺者多”。如果能开凿一条贯通两浙地区的运河,那么上述这些困难便可了。而要“西达大江,东通两浙,以济漕运”,只有从南京的南边入手开河,这才是最近的路线。洪武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任命崇山侯李新到南京南郊县溧水去督开那里的胭脂河。
◎李新督开南京胭脂河
关于李新这人,在大明开国史上,他的地位似乎不突出,可能是当时将星如云的缘故吧。他倒是朱元璋正宗的老乡,也是安徽凤阳人,早年他跟随朱元璋参加反元战斗,应天大捷、攻伐陈友谅、消灭张士诚他都有功劳,大明开国后的洪武十五年,他被朱元璋封为崇山侯。其间他负责营建了明孝陵,在鸡笼山改建帝王庙。李新似乎很有建筑工程方面的天赋,每个大工程都干得很好,赢得了朱皇帝的多次赞誉。洪武二十四年,李新告老引退。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要在南京南郊开河运粮,找了一圈的人,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突然想起了已经退休的老乡崇山侯李新。李新受命后就奔赴南京溧水,在一个叫胭脂岗的山冈上开河,花了很大的代价,最终这河开好了,但作为有功之臣的李新却被朱元璋给杀了。这是为什么?
◎南京溧水美丽的胭脂河与“江南小三峡”
我们先讲李新花了巨大代价开凿的胭脂河。胭脂河位于南京溧水县南边的“十里高岗”,总长度约为五六华里,深达30多米。在600年前中国爆破施工技术缺乏的情况下,开凿这么一条“大河”可以说是工程技术上的一个奇迹。那么李新是怎样进行开凿的?据史料记载说,他主要是采取前人“火烧水激”的传统工艺。先在高岗岩石上凿缝,将麻嵌入石缝中,浇以桐油,点火焚烧,待岩石烧红,然后再用冷水浇上去,即运用我们今天物理学上讲的热胀冷缩的原理,最终逐渐使巨石开裂,然后再令河工开凿。为此好多河工死于开凿工程之中,有的书上说总共死了一万多人。最后这条河终于开成了,在山冈上挖了一个隧道似的,让新开凿的胭脂河流淌而过。因为是在山冈“挖”出的河流,人们就将那保留在山冈上跨越河流的一大石块叫做“天生桥”,意思是这桥颇似天生的,也因为此,这胭脂河也被叫做“天生桥河”。天生桥河南接洪蓝埠,通往石臼湖,北连秦淮河的沙河口。它的开凿成功,解决了两浙税粮的运输困难,也便利了南京与两浙地区的经济往来。由于胭脂河蜿蜒于十里高岗叠阜之间,船行于其中,如入“小三峡”之中,故有人将其称为“江南小三峡”,风景优美、独特。即使是600年后的今天,人们前去观瞻和游览,也莫不为之望而兴叹,它已被列为金陵新四十景之一。
◎督开胭脂河的退休老头李新为什么被杀,是因为接受了“性贿赂”?
但问题是督开了这么一条利民利国的人工山冈运河的李新最终却被朱元璋处以极刑,这似乎讲不过。《明史》记载李新“以事诛”,但没说具体什么事。《明实录》也说得十分简单,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诛”。那么,李新到底为什么被杀呢?目前关于李新被杀的原因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李新被杀与督开胭脂河有关。民间传说,李新在开胭脂河的选址时舞弊了,原本可以在胭脂岗东边的平地上直线开河,这样工程量可以节省30%以上;但胭脂岗东边的这块良田是当地一个严姓大财主家的,严大财主听说以后,急坏了,要是真在胭脂岗东边的平地上开河的话,我老严家的田产岂不全给糟蹋了!严大财主舍不得地,但他舍得将自己的黄花闺女让人糟蹋,“以女贿李”。什么意思?即相当于现在的“性贿赂”,叫女儿当了崇山侯的“小三”。李新满意了,将河道改行在十里高岗即胭脂岗上,因此死了很多的民工,也花费了巨大的钱财。对此,老百姓怨言四起,朱元璋微服私访,得知其事后杀了李新。
第二种说法是明末查继佐所编的《罪惟录》中记载说,李新被杀是因为被牵连到蓝玉谋叛案中去。
我个人的看法是:从整个洪武末年的大杀功臣的形势来看,杀红了眼的朱元璋多杀几个也无所谓;再说李新还真可能干了什么缺德事,否则的话,他为溧水和高淳等地的人民做了大好事,怎么最终反被当地老百姓误传呢?
但不管怎么说,明初为了方便两浙的税粮解运而开凿的胭脂河,至今还是南京南郊重要的运输通道和美丽风景。这一点恐怕是当年仅为解决粮运问题的朱元璋所不曾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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